当今社会，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曾经一度辉煌的歌舞类节目曾几何时已经步入了审美疲劳的怪圈，代之而起的是喜剧小品的繁荣。以语言作为主要艺术载体的表演艺术，在历经了鼓书、评书和相声等艺术形式之后又重新绽放出了异彩，已经逐渐地完成了由俗到雅、由局部到全国的发展过程，并成为了央视春晚和其它文娱活动的压轴曲目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说，小品艺术已经成了中国流行文化发展的风向标，承载着大众对社会的期待和批判。黄宏和赵本山是小品艺术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推动和代表者,研究他们的艺术差异显然有利于小品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引导我国文化的发展以及探索语言的艺术功能。本文试图通过黄、赵二氏小品艺术风格的比较和客观的评价，得出二人对语言类表演艺术发展的贡献。

 

一、时代把握性差异

       能否紧扣时代的特征是衡量一篇作品好坏的重要标志，小品作为大众的、民间的艺术，尤其如此。在这点上，黄氏的作品表现比较突出，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反映的都是当时社会关注的最热点的问题，显然这不是巧合，而是有意识的安排。比如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是80年代中后期我国处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攻坚时期，一部分民众受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等思想的影响，为了生个儿子不惜背井离乡、四处流浪的真实写照，并体现了传统思想和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与融合。因而，该小品就具有了社会转型时期典型的时代代表性，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之一。

      再比如，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装修》是这个为房狂热时代的缩影，具有了以一孔窥全豹的作用；而《邻居》则是现代社会邻里关系的真实反映。《黄豆黄》则是当今社会普通民众对国家大事积极参与的形象写照，反映了在新时代我国社会民众的精神面貌。 相比黄宏，赵本山的小品则显得有些拘谨，主打农村题材差不多是其一以贯之的理念，但在时代性的把握上显然表现得滞后。同样反映新时代农民，赵氏作品中的形象似乎始终凝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准，那种封锁、朴实、胆小但又带着狡黠的特点始终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无论小品本身的内容、包袱的设计，还是赵氏本身差不多不变的形象上都体现着这种特征。很多学者和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顶破帽子、一身粗布便装的舞台形象，似乎就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当他给我们带来笑声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农民怎么了？为什么始终是那种胆小怕事、战战兢兢的样子呢？而当我们真正走进农村、走进农民之中时，你会发现，赵氏的作品是多么地脱离实际。纵观近年来他的小品，虽表面上看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从作品的时代性上来看却是越走越弱。这从2010年春晚小品《捐款》可以清晰的看出。即使09年的小品《不差钱》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仍旧缺乏时代感，看后值得深思的东西并不多。 

 

二、主题深刻性的差异

       喜剧的艺术特征是"寓庄于谐”。"庄”指喜剧主题的深刻性，"谐”则指喜剧表现形式的诙谐可笑。没有"庄”，喜剧就失去了灵魂；没有"谐”，喜剧也就失去了它的感染力。小品作为一种由民间走出来的大众喜剧艺术就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庄谐的统一。观照黄、赵二氏的小品，我们可以看到前者在主题的深刻性上明显地优于后者。黄氏小品总是主题非常的明确，情节的推动相对集中，以积极乐观的社会效应作为基调来反映社会的一些不和谐之音。比如《小保姆和小木匠》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农村人进城打工被城市的环境吸引，产生了嫌贫爱富的心理；《邻居》反映了现今社会邻里之间的陌生和不信任关系；而《开锁》则反映了社会上一些部门人员办事的教条主义。

       赵氏的早期小品在艺术上稍显粗糙，但内容丰满、积极正面，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最典型的就是《红高粱模特队》。"白云、黑土"系列，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对朴素的、相濡以沫的新时代的农村夫妇的形象；"忽悠”系列尽管是赵氏分量很重的作品，可当我们仔细咀嚼时，却发现值得回味的东西并不多。他的后期作品要么主题不明确要么给人有粗俗之感。比如《策划》尽管反映的主题思想明确，但有粗俗之感；《不差钱》尽管轰动空前，但恰恰没有什么主题；《捐款》更糟，除了没有明确的主题之外，让人产生了流水式的堆砌包袱之感，更有商业化之嫌。剧中人物的塑造与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严重不符，这样的小品它的积极意义是很值得商榷的。当然，作为一个小品名家，后期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比如08年的《火炬手》，无论从时代性还是主题性上均属上乘之作。

 三、大众接受性的差异

      大众接受性是艺术品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从我们对南方一些高校的师生以及部分社会人员的问卷调查和面谈资料来看，赵氏小品争议较大；而黄氏小品则评价中性。这说明了北方人对赵氏小品津津乐道而南方人却相对冷静的状况。总体上说，赵氏小品的特质是侧重于东北的地域文化。黄氏小品也是扎根于东北，但他在主题的挖掘上有较宽涵盖面，从而在大众的接受度上要高于赵氏的小品。比如09年，《黄豆黄》反映的是广大民众对参与奥运会的热情，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热点问题，其正面影响意义就不言而喻了；而《不差钱》引起轰动更多的是小沈阳的表演给人以另类而耳目一新之感，可是，这种风格缺乏持续性，2010年《捐助》的广泛非议就印证了这点，更何况是不是全国各地的人都喜欢小沈阳这种风格，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再比如08年小品，二者大体相当，但是黄氏的《装修》结构紧凑、风格活泼、表演自然、语言圆润；赵氏的《火炬手》在主题的开发和时代的把握上并不在黄氏之下，但是，在结构和人物的塑造上就稍逊一筹。特别是结尾的那段陈述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社会，试想中国社会当代的农民还有那个样子的吗？即使有也是少数而不具典型性。作为央视春晚的压轴戏，显然如此反映新时代的农民不太合适。

      07年的《策划》反映了社会上一些奸商的炒作行为，与广大民众仅有间接关系；而《考验》反映的是当今社会中最热门的妻管严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和较强的警示意味。

四、语言选择性的差异

        小品是语言的艺术，其语言组织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小品的质量。受艺术形式的限制，小品语言具有一些特殊性，前人已作很多研究，本文在此不打算作深入的讨论，仅限于比较赵、黄二氏在语言运用上的一些明显差异。

      1、句式整散的差异。纵观黄宏的小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在结构上有一些固定的套路，特别是一连串押韵的、带有口语特点的整句运用，使他的作品在结构上连贯性很好，读来琅琅上口并有押韵的美感，有一点莎士比亚的剧本风格，甚至有的作品通篇带有这种语言风格，比如《装修》和《黄豆黄》中的台词。相对于黄氏，赵氏的小品相对灵活自由。如果说黄氏作品显示出一种整齐美，赵氏的作品则显示出一种错综美，虽也用整式句，但更多侧重的是整散结合，这在开场白上体现非常明显。比如《策划》、《不差钱》、《火炬手》和《捐助》等明显地比较自由灵活，无规律可循，这和黄氏小品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在小品语言艺术形式的开拓上，赵氏要优于黄氏。

       2、语体色彩的差异。就赵、黄二氏来说，前者以口语为主，并且有较强的地域方言特征，显得幽默而风趣；而后者则相对中性化，把书面语的特质融合到口语中，使口语带有淡淡的文气，显得典雅而庄重。如果说赵氏的作品有一种地域和民间的俗气，那么黄氏的小品则有了一种雅化的倾向。这两种不同的风格使他们的小品具有了不同的语言特质。

       3、语言素材灵活性的差异。小品语言素材取舍相当地自由，但是，不同的演员在取舍上还是有所偏向的。赵氏更多的是融汇东北方言中的一些鲜活的、有特点的且表现力强的土语入剧，而且歇后语与谐音也是其表达思想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黄氏相对地方言色彩要弱点，更多地运用一些地名、典故和顺口溜等入剧，由于其很多素材含有传统文化的意蕴，就使得他的小品比赵氏的要更有内涵。